解密审查：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

新京报社论

新京报 2010-4-29

     4月27日，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四次会议分组审议《保守国家秘密法》修订草案。达列力汗·马米汗委员建议，建立解密审查制度。许振超委员建议，拒绝公开应当依法公开的信息，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，也应追究责任。这两条确实应当写入保密法中。

　　社会秩序的维护当然离不开政府，政府也当然会有一些事务，需要临时秘密对外界保密。这是公共利益之需。

　　不过，现代政府建立和运转的基础，是民主和公开。现代政府处理国家秘密有两项基本原则：第一，公开是常态，秘密是例外，秘密的范围要被控制在最小范围内。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已经确立了这一原则，即“以公开为原则，不公开为例外”。第二，即便是政府确定的秘密，公众也可以提出公开申请，因而要设计一种机制，让公众对政府确定的秘密可提出异议。

　　用这两个标准衡量，我们的保密制度还需要完善。

　　2009年10月，在接到一位志愿者提出申请之后的第8天，广州市财政局将广州市2009年本级114个部门的部门预算全部放到了“广州财政网”上。今年3月30日，国土资源部率先公布其部门预算，随后，财政部、科技部等多部委，也相继公布2010年部门收支预算总表和部门2010年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。

　　然而，直到如今，依然还有很多地方和部委没有公开。

　　本次修订国家保密法，应致力于改变这种局面。修订草案需要对政府各个部门确立关于保密和解密的基本规则，要求它门把必须保密的范围控制在最小限度，并在没有保密必要的情况下立刻解密。但即便这样的法律开始实施，有些政府部门也还是会本能地倾向于扩大保密范围，或者即便到了保密期限，也不愿意公开相关文书。

　　立法者因此有必要对此设计出相关制度，破解这一难题。追究拒绝公开应当依法公开信息者的责任，因此是必要的。

　　不过，问题仍然在于，如何确定什么样的信息属于应当依法公开、应当解密的范围，当保密机关与其他机关或公民对此有不同看法时，谁来裁判？

　　“解密审查制度”或者说“保密事项复审制度”，可能是可取的办法。现有草案在这个方面的规定也有待商榷。根据此前公布的征求意见稿第十八条第二款规定：“对是否属于国家秘密或者属于何种密级有争议的，由国家保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保密行政管理部门决定。” 也就是说，把裁决是否属于秘密的权力，完全赋予中央、省市两级保密行证管理部门。而且，该条款也没有规定，对本应解密而相关机关没有解密的做法，其他政府机关或民众是否可以提出异议，又能通过什么样的渠道提出异议，最终又由谁来解决。

　　因此，建议设立更加中立、也更加公正的保密复审机构或解密审查机构。这个机构中可以包括保密行证管理部门负责人，但也应当包括那些可以增加这一复审程序可信性的人员，比如同级别司法机关负责人，或人大相关部门负责人。甚至可以规定，其他政府机关和公民与定密机关一旦发生争议，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
　　没有救济就没有权利。如果救济只局限于行政系统内部，这样的救济是不完善的。保密是政府的工作所需，获得信息是公民的权利，平衡这两者，需要可信的程序和制度安排。本次保密法修订应当在这方面有所突破。